药品是人类抵御、战胜疾病的重要武器,但在现实生活中,因假冒伪劣药品、药品不良反应等用药安全事件而导致的人间悲剧却时有发生。
多年前,一位知名学者做过一项调查,针对医务人员和公众对于药品不良反应的认知。对于“医疗机构发生严重药品不良反应,医生应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个问题,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公众群体有60%认为医生要负责任,令人惊讶的是,医务人员群体竟然也有40%认为医生应该负责任。
为此,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采访了在用药安全领域耕耘数十年的北京药盾公益基金会(下称“药盾公益”)张晓乐理事长。
张晓乐理事长(左)在采访现场
张晓乐理事长:用药安全问题是全球都关注的重大课题。国家卫健委每年都会推出患者安全十大目标,用药安全每次都位居前三。然而我们公众,甚至是部分医护人员,对于用药安全的认知都是不够的。
4月27日,一4岁男孩因病在淮南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过程中,因医生在开具处方时,误将维库溴铵(肌松药)当成化痰药(氨溴索)开出,导致输液后出现异常,最终抢救无效身亡。这件事中,医生、药剂师和护士都有一定过失。类似的用药错误事件屡屡发生。
多年前,一位知名学者做过一项调查,针对医务人员和公众对于药品不良反应的认知。对于“医疗机构发生严重药品不良反应,医生应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个问题,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公众群体有60%认为医生要负责任,令人惊讶的是,医务人员群体竟然也有40%认为医生应该负责任。要知道,药品不良反应的定义是: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而如果是处方剂量开错了,或者发生了药物相互作用而出现问题,那么医生是需要负责任的。也就是说,“是药三分毒”,对于药品不良反应,医生是无须负任何责任。部分医务人员认为药品不良反应需要自己负责,由于害怕心理,也影响了药物不良反应的及时上报。
可见,向医务人员普及用药安全知识也非常重要,但想要很快改变现状是不现实的。无论广大患者还是基层医护人员,获得专业、高水平的用药安全知识都是非常关键的,但相关的来源渠道依然是较为有限。药盾公益有多媒体宣传矩阵,包括网站和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科普文章,向偏远地区的基层医生传播用药安全相关知识。但我们现在做的依然不够,还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
面对基层医护人员的用药安全科普工作,我们也做了很多。我们与中国医学论坛报合作了近10年的《用药安全》专栏,坚持向临床专业人士分享用药安全相关知识。此外,我们还与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用药安全专家组合作,在中国医学论坛报开设了“药师来了——用药云问答”栏目,征集来自基层医生、药师的真实临床用药问题,请权威专家来在线答疑,希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临床人士的用药困惑。相信我们的每一点每一滴努力都是有意义的!
张晓乐理事长: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尤其在上半年,我们的很多线下公益活动都无法开展,但我们还是通过线上开展了很多活动。
其中,“安全用药 娃娃抓起”儿童安全用药论坛今年内在线上开展了9次。从前年开始,我们把医生也请到了“安全用药 娃娃抓起”论坛上,与药师一起讨论合理用药和安全用药相关热点问题。原来很少有这样的形式,基本上都是医生开医生的会,没有药师参加;药师开药师的会,没有医生参加。我们打破了这种传统,让医生与药师坐在一起交流经验、观点,未来该如何更好地开展这种形式的活动,有待进一步思考。
对于“老年合理用药大学”这一项目,在因为疫情而导致线下活动无法开展的情况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志愿者主动提议:能不能在线上举办?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与磨合,我们最终把“老年合理用药大学”搬到了线上。这个项目的第一期在线活动就吸引了1000多名学员(主要是中老年人群),反而比线下的效果还更好一些。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些公益项目,有些企业通过我们的基金会,向湖北一线医务人员捐助抗疫资金等工作。
此外,对于药物警戒生态系统的建设和药品安全追溯,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自从2016年国家药监局叫停了“药品安全追溯”项目后,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开展研究,今年我们还通过代表、委员向政协、人大提案,希望我们的提案和研究结果能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今年我们还向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监管司汇报了一些调研情况,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应该采用国际的GS1编码系统来替代我们现有的药监码,这是一个编码系统的问题,也是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
药盾公益于2016年成立,宗旨和目的是推动社会安全用药、合理用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步伐还是比较快的,进步也是很大的。在最初成立时,我们的发起人中只有5家企业,现在与我们合作的企业已经达到40多家;最初我们的志愿者只有几百人,今年发展到了6000多人;志愿者工作站开始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家,现在发展到200多家。在我们的工作开展期间,有些企业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对我们的很多项目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有些企业对于安全用药、合理用药的认知不是很到位,还需要我们动员其他的社会资源,包括医药企业,以及其他行业的企业。关注老百姓的用药安全、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需要全社会共同提高认知,共同为推动全社会药品安全和用药安全来尽自己的一份力。
总体来看,我们的组织还是在健康发展的路上,但遇到的困难也还是比较多的。一些项目还在酝酿中,例如一些公益性的宣教项目和行业内外的企业合作,以及通过电视媒体、广告媒体、地铁公交,开办安全用药课堂等等。
张晓乐理事长:医生、临床药师和护士都是患者用药“链条”的重要环节,大家各有明确的分工。医生负责诊断疾病、开具处方,然后将处方交给临床药师审核,临床药师需要判断药品的适应证是否与医生的诊断相符,不同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再进行药品调配。对于住院患者,还需要护士来执行处方。但现在很多医院由于各种原因,并不能让临床药师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临床药师看到的处方往往只有医生简单的诊断,只有那么一栏,最多写七八个字。举个例子,患者诊断为肺炎,处方最多呈现支原体肺炎或社区获得性肺炎等等,患者的其他信息,例如病史、肝功、肾功、体重、药物基因组学、药物过敏史甚至影像诊断,在处方上不能体现。所以药师审核处方时,只能判断药物之间有没有配伍禁忌、药物相互作用,这些药与诊断结果是否相符,对于患者的其他病理生理信息、病史和过敏史都是看不到的(除了青霉素等必须做过敏)。
但总体来看,我们还是进步了。以前对于诊断没有明确要求,写病情也行,写诊断也行;现在必须按照国际疾病分类(ICD)-10来写诊断。另外国家也发布了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明确了药师是责任人,应该对医生的处方负最终把关的责任。广东的志愿者工作站办了很多期“处方审核学习班”,加强临床药师的处方审核技能。
除了处方审核,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药师与临床药师的区别就在“临床”这两个字上,这意味着,与在药房工作的药师不同,临床药师必须进入临床,与医生、护士形成一个药物治疗团队,在临床这个“战场”打成一片。
临床药师可以在临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与临床医生一起合作进行前瞻性研究,也可以通过总结分析既往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还可以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药物配伍研究、药物相互作用研究、药物利用度研究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如果只是待在药房里,不接触临床,不了解医生如何诊断、治疗疾病,无法取得第一手的研究课题,要么课题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临床药师必须进入临床,一天工作时间8小时,6个小时都需要待在临床。
张晓乐理事长:虽然我国的临床药师发展比美国、澳大利亚晚了约20年,但目前我国依然还是有一些非常优秀、受尊敬的临床药师。前面我也提到了,我国的临床药师发展走在一条相对正确的路上,但限于很多客观因素,发展的道路仍然充满坎坷。不过整个社会、国家各级政府对于药师作用的认识正在逐渐深化。比如说有些OTC药品的广告后会加一句“请在药师指导下服用”,凸显了药师在临床用药指导中的作用。
此外,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进一步加重,老年患者、慢病患者的药物治疗管理(MTM)问题也备受关注,多重用药问题非常普遍,同时服用超过5种药物就算多重用药,超过10种就是超多重用药。在这些患者的多重用药管理中,药师发挥作用的机会就到了。例如一个老年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服用的药物包括降糖药、降压药,甚至镇痛药,涉及内分泌科、心血管科和外科等科室,不同科室的医生对于多种药物的掌握能力有限,而药师在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和疾病诊断上,熟悉多种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好的MTM。
在临床药师的培养方面,学校教育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学校开设了临床药学专业,包括本科、硕士、博士,每年都有相关专业的学生毕业,但对于我们临床药师队伍的建设来说还是不够的。我国临床药师的人才建设与相关专业学生毕业后是否选择进入医疗机构工作、自身的继续学习、对专业方向的把握以及社会对临床药师价值的认可都是有关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职业很有价值或者很有发展前景,就会愿意从事这个职业。现在我们的大环境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还是有待进一步努力。
2012年,由国内12家主要医药协会、学会共同发起,旨在提高公众安全用药意识和水平的药品安全合作联盟(PSM)在北京成立。4年之后,为更加有效地支持PSM发展,国内唯一一家药品安全和用药安全领域的社会组织——北京药盾公益基金会应运而生。
在严峻的用药安全形势下,药盾公益这支拥有数千名药师志愿者的专业队伍,依托行业资源优势,借鉴国际药品安全领域的成熟经验,潜心致力于药品安全、用药安全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长为我国用药安全领域的重要力量。
在此祝愿药盾公益影响力能够不断扩大,吸引更多愿意为用药安全事业做贡献的专业人士,共同守护百姓的用药安全!